戴祖贻：旅日“红帮裁缝”的杰出代表

戴祖贻：旅日“红帮裁缝”的杰出代表

中国商界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惯例，某一名品老牌出现后往往会有类似的产品争相引伸演变，如一个良种被嫁接一样，希望得到遗传基因。“培罗蒙”是上海南 京西路的著名西服店，近20年来，从“培罗蒙”衍生出来了“罗蒙”、“培罗成”、“培蒙”、“培罗达”等。这些与“培罗蒙”仅一字之差的服装品牌，给人以 “沾亲带故”之感，从而为本品牌增光添彩，共享名牌效应。那末，“培罗蒙”究竟如何诞生的呢？

“培罗蒙”的创始人是许达昌，他生于1895年2月，籍贯定海县，祖上行医，信奉基督教。家中兄弟10人，许达昌排行第6。20世纪初，许达昌到上海南京 路“王顺昌西服店”学业，约30岁时，他借下南京路西藏路口“新世界”附近街面房，开设许达昌西服店。1932-1933年之间，搬迁至静安寺路（今南京 西路）735号，改店号为“培罗蒙”。 “培罗蒙”之名蕴含西洋色彩，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，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，加以培罗蒙的西服精工细作，从此走上了名牌之路，许达昌也逐渐名闻 上海滩。

（一）

1934年6月24日，培罗蒙店堂来了两位宁波人，一位是年纪10来岁名叫祖贻的男孩，另一位年长的是他的舅舅，舅舅领着祖贻到培罗蒙当学徒，恭恭敬敬拜 许达昌为先生。许达昌生性善良，常以济贫助困为怀，非常喜欢家庭苦出身的孩子。从此，师徒俩志同道合，结下不解之缘，时聚时分，整整交往60多年。

祖贻，姓戴，镇海县霞浦镇戴家（今属宁波市北仑区）人。戴家是一个小村庄，只有30多户人家，靠种外村人“租田”养家糊口。祖贻的父亲体弱多病，只能长年 累月上山砍柴来维持全家生活，偶而去镇上帮帮工，母亲也曾一度外出做娘姨（即佣人），虽然家境穷困，但做父母的知道自己目不识丁的苦楚，还是省吃俭用供祖 贻上学。13岁时，在霞浦水音头的私立国民学校小学毕业后，父亲就托舅老爷带祖贻到上海，希望他能早日赚钱养家。

戴祖贻是培罗蒙的第一个学徒，当时店堂只有绍兴来的沈先生和戴祖贻两个帮手，从早到晚十分忙碌。他时时处处留心许达昌的裁缝诀窍，不懂就问，学了就做，废 寝忘食，直到弄懂为止，强烈的求知欲望，使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技艺。当培罗蒙搬到静安寺路（今南京西路）284—286号时，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高级的西 服店，一楼陈列式样，二楼定货交易，三楼住人，店后面晒台搭工场，20多个师傅做活。顾客除上海上层社会外，常来常往的还有英、德等国的银行家、商行和石 油行的高级职员。为了摆脱语言交流的困难，他遵守店堂的规定，到营业打烊后，就刻苦练习英语，这时戴祖贻已渐臻成熟，倍受许达昌的器重。1936年起，经 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介绍和《中华日报》（汪派报纸）经理林柏生牵线，许达昌先后结识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几位达官显贵，如行政院长汪精卫，外交部长张群，要员 张治中、宋子文、何应钦，山西省省长阎锡山，军阀马步芳等，曾多次派戴祖贻到南京为他们量体订制服装。为了争取时间，又讲究体面，他常常包了一辆黄包车， 穿行在南京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别墅之间，边试样，边交货，边度身，再接定货，不敢有丝毫懈怠。因为做这些人的衣服，其标准绝不能按普通人的要求，必须 谨小慎微，精益求精，从而也锤炼了戴祖贻，提升了他的技术水准。许达昌有心栽培他，还保送他到王宏卿、顾宏法等开办的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深造半年，重 点是提高他的裁剪水平。

西服的裁剪是一件衣裳成败的关键。培罗蒙坚持以顾客的满意为自己追求的目标，他们别出心裁，注重纸样这道关口。纸样，即样板，一般店家在为顾客量体后，先 剪出纸样，然后按照纸样裁制衣服。戴祖贻他们反其道而行之，重视量体裁衣后的“穿样子”（又叫“劈门”）这道工序，一个裁缝的本领，要看劈门水平。培罗蒙 的规矩是一旦试样成功，顾客满意后，再按照“样子”剪出纸样，这种纸样贴身准确无误。并在每份纸样上标明客户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专人统一保存。由于人的身 材高矮胖瘦千变万化，斜肩、大胸、凸肚、瘦长、矮胖、驼背等特殊体形制衣难度更大，要想成功，必须把好裁剪试样关，试样成功了，后面的工序就便当了。各种 纸样又能总结经验教训，融会贯通，举一反三，博采众长，运用于各种顾客，百发百中，得心应手。经过10余年含辛茹苦，厚积薄发，戴祖贻的裁剪技艺达到娴熟 的地步。除了试样，另一项技能叫“势道”，也就是讲究格式，要棋高一着，脱颖而出。好比中国人的书法艺术，不要以为写的都是方方正正变化不大的方块字，通 过书法家的研究运用，却有龙飞凤舞之势。西服是正装，有一定的陈规程式。各国式样不同，驳头的空阔、衣袋的大小、眼子（钮扣）的高低等等，都十分讲究。而 穿着的主人，在文化修养、兴趣爱好、从事行业、年龄阶段等等都是不同的，这就要求服装技师分门别类，因人制宜，精心设计，以显示其风度和气派。在缝纫上， 戴祖贻追求针脚紧密匀称，每一道手工缝子连虱子也钻不进去。“吃过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，10余年的磨合，10余年的积累，戴祖贻终于学到了“劈门”（即 势道）的精髓，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

中国人最早做西服的社会群体———宁波“红帮”裁缝，起家在19世纪初的日本横滨。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拼搏，经受了服装市场阵阵风浪的考验，保持与时俱进， 从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支“红帮”高手，东北哈尔滨的“红帮”便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许达昌为了培育“培罗蒙”名牌，不惜重金，高薪聘请哈尔滨的西服技师，在市 场竞争中使品牌增值。如王阿福、王宝福、吴德才、庄志龙、鲍昌海、沈锡海等，都身怀绝技，各有专长，他们的手艺一准二快，独挡一面，使人心服口服。对经营 的品种，以西服为主导产品，包括各种礼服、大衣、马裤等。马裤是赛马用的，当时上海十里洋场有许多外国人定居，这些外国人平时喜欢骑马，每逢礼拜六，都争 相到跑马厅赛马。骑马要一种专用裤子———骑马裤，这种裤子一般西服店难以制作。因为骑马裤用马裤呢制作，要求在裤子的大腿内侧加一层鹿皮，而且内侧要平 直，这是夹马背用力的地方。小腿部位要收缩，又要舒服。马裤有两种，一长一短，短的可穿靴子。戴祖贻在许达昌指导下，掌握了做马裤的技术，令周围的裁缝翘 起大拇指，众口夸张。1945年，抗战胜利后，戴祖贻升任襄理之职。

(二)

1948年，许达昌带着几位“红帮”师傅到了香港，先在遮打道的思豪酒店开设培罗蒙，又到雪厂街太子行发展。这时顾客中不仅有外国人，还有许多国内来到香 港的老主顾，由于香港物价低于欧美，西服生意热火。翌年12月，戴祖贻取道澳门来到香港，仍旧协助许达昌经营香港培罗蒙。当时，培罗蒙已成为世界五大西服 店之一。期间，香港培罗蒙曾为李嘉诚、董浩云（董建华父）、包玉刚和肯尼迪胞弟等制装。1950年初，许达昌又将业务拓展到日本，在东京千代田区富国大厦 设立店面。后因他糖尿病日益严重，加上日本当时医药困难，而富国大厦租用的店面又发生问题，戴祖贻受命于危难之际，便于是年7月由香港搭乘太原轮去日本， 几经辗转，于8月初在横滨上岸。

1951年的日本，由于战后元气大伤，国力锐减，市民度日如年，大街上洋服店极少。戴祖贻入乡随俗，除在上海已经学到的一些英语外，抓紧学习日语，尤其是 制作西服的普通会话。不久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在美帝国主义纵恿下，联合国派遣武装力量，从日本进入朝鲜半岛。来来往往的商人、军人，都看好日本东京价廉物美 的成衣业，纷纷上洋服店定制西服，培罗蒙生意回升。因为在美国，原先只有现成的西服，由顾客按自己身材大小去套用。至于量体定制、穿样子定型那是特殊待 遇。所以对培罗蒙能如此尊重顾客，感到十分满意。虽然每套价格在3000美元左右，却顾客盈门。戴祖贻有了资本，三番几次与富国大厦房东商量，终于得到了 房东的同意，另借用415号室的半间，全力应付门市。正在需要帮手的时候，戴祖贻碰到了还没有找到落脚之处的上海西服工艺学校校长顾宏法，顾宏法懂日语和 英语，能裁能缝，师生之谊，朋友之情，促使他俩走到了一起，便请顾宏法负责管理工作，双方配合默契，关系融洽。这样，经过几年的打造，培罗蒙的名牌效应和 戴祖贻的出众技艺，在东京的影响力与日俱增。

到了1963年，因富国大厦改造迁移，培罗蒙也跟着到东京北青山开店。1964年，时来运转，那一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，世界各国的运动员、观众纷至沓来， 一批又一批的团队游客被培罗蒙高级的面料、精湛的工艺、周到的服务、适中的价位象磁铁一样，吸引过来度身订制西服。戴祖贻夜以继日，有时通宵达旦，将成百 套培罗蒙西服如期送到客人手中，从中挣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。

1969年，名义上归属许达昌所有的日本培罗蒙，将资产全部转让给戴祖贻。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，百丈竿头，更进一尺。到了1990年，新建的东京帝 国饭店缤纷开业，60多岁的戴祖贻再次抓住机遇，谋划发展。他仔细分析，帝国饭店是日本的第一饭店，也是全世界的顶级饭店，餐饮、住宿档次数一数二，莅临 帝国饭店的宾客，都是日本的皇族及贵族，后来扩大到各国大人物，包括20多个国家大使馆的外交人员，他们的行装都是清一色的高级的西装革履。戴祖贻寻思， 如果到那里开店，生意肯定不错。但帝国饭店要求非常严格，入内营业须经详细调查才可订约。为了在帝国饭店争得一席之地，经贵客介绍，他不惜重金，以月租 100多万日元租用两间80多平米的铺面，作培罗蒙营业之用，裁剪和试样，再在附近另租一个工场。新潮装修，时尚样品，高档料作，舒适环境，立刻迎来了一 大批客人光顾。这些客人腰缠万贯，定做西装只求质量不计价格，定价每套30万日元（按现价）的西装供不应求。其中一位美国客商是培罗蒙的常客，他在12年 中做了200多套西装、100多条西裤，化费6000多万日元，这位客人因身体发福，几次叫戴祖贻去美国为他改装，有时还送上机票，安排好旅馆。由此可见 培罗蒙在消费者中的良好印象和崇高信誉。

面对丰厚的经营利润和社会上的知名度，戴祖贻并不沾沾自喜，固步自封，而是立志攀登世界西服的高峰。他经常忙里偷闲，出洋考察服装市场，到产地采购材料， 学习先进工艺，如饥似渴地充实提高自己。如到英、美、法、德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瑞士、前苏联等国家，象蜜蜂采蜜似的购买面辅料和西服附属品，添置新颖裁剪 书，参观服装展览会，学习特殊工艺，基本上每年一趟，每趟在半月以上。同时，他还经常向消费者传达西方时尚服饰的信息，并与日本服饰市场联姻，将培罗蒙作 为交流平台。培罗蒙在日本第一家经销获英国女皇嘉奖的“Aquaotum”(名店)皇家出品的现成大衣和西服，原定一年推销200件，后来超过2000 件。其中有麦克阿瑟将军穿的双边眼大衣、电影《魂断蓝桥》男主角穿的大衣等等，专门设置橱窗陈列，销路很佳。更难得的是还经销意大利Balvest现成衣 服工厂出品的名牌西服，取名Bailitti，一年定制数十套，价位每套20多万日元上下，培罗蒙已成为日本西服业的领头羊。培罗蒙先后为美国总统福特， 日本部长大臣及商界领袖，20多国驻日本大使，体育、电影明星，如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等精制了数以万计西装，戴祖贻的名字伴随培罗蒙品牌，飞向亚洲、欧 洲、南北美洲等地。

（三）

时光流逝，1996年底，77岁的戴祖贻为培罗蒙奋斗65年，年届退休。照例，戴祖贻已经事业成功，声名卓著，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分别定居香港、日本和美 国，收入不菲，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领领孙子外甥，享享天伦之乐，过过优越安逸的生活。然而，他的人生哲学却不是这样。他对在中国弟妹的10多个孩子，百般 关爱，鼓励他（她）们上高等学府，攻读专业，现在这些晚辈们也都遨游商海，成家立业。他对自己的故乡———现宁波市北仑区霞浦镇戴家村，梦萦魂牵，不惜慷 慨解囊，造福桑梓。近10余年来，年高德劭的戴祖贻，经常出现在他的出生之地，他出资铺了村口300多米长的水泥路，路旁遍植花木；并在村中河漕两旁驳起 石勘。出资建立村老年协会；又修复祖堂、祠堂。每次来时，总忘不了为乡亲们送上崭新的针织衣服和一叠叠现金。对邻近的大胡水俞村（其阿姨老家）也一视同 仁，送衣送钱送毛毯，照顾老弱，接济病残。他在家乡的山坡上，为父母和岳父母、亡妻修了墓地，带着他的所有儿孙跨洋越海前来祭奠扫墓，叫他（她）们永远怀 念老家的山山水水。为庆贺其年轻守寡无儿无女的姨母90寿诞，他设宴招待两村的亲属。当姨母执意要将住房送给戴祖贻时，戴祖贻便将房子捐赠给水俞村，作为 村老年活动室。同时，他又嘱咐其做服装及用品生意的儿子、侄子，在上海、苏州、宁波等地投资，扶植地方服装生产，既增加就业机会，又赚取外汇，促进国家建 设。这些济世为怀，轻财重义的善举，都反映了他的磊落胸怀和高尚情操，受到了乡亲的好评。